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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的历史  

2007-11-21 19:12:05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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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11月21日 星期三  欢迎您光临徽商集团网站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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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徽商的发展史
来源:徽商文化  时间:2007-06-14  阅读次数:231
    1、明代徽商的崛起

    中国的儒商现象,是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想意识形态,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体,对社会生活发生了支配作用,而影响甚至形成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过程中,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。

   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,在先秦时代不过是诸子学派之一,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儒学才被定为一尊。此后,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这程中,儒家学说虽然也经受到佛道二家的挑战冲击,形成了魏晋隋唐时期的三教鼎立局面,但儒家学说仍然不失为历朝治国理政的根本。尤其是儒学在与佛道二教的论争、融合与会通中,吸收了佛道二家折理与思辨精神,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局面。儒家思想进一步发展成熟,成为官方哲学。经过统治阶级的强化与长期熏陶,儒家思想深入人心,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民族性格。业儒,成为读书士子进入官场的本途径,于是,崇儒成为浓厚的文化氛围,社会儒化心理自然成为时尚的追求。

    自汉以下,儒士、儒臣、儒生、儒史、儒吏、儒将、儒相、儒医等概念相继出现,这些概念不仅标明身份,而且不无矜夸的意味。《汉书.匡张孔马传赞》曰:“自孝武兴,学公孙弘以儒相,其后蔡义、韦贤、玄成、匡衡、张禹、翟方进、孔光、平当、马官及当子晏,咸以儒宗,居宰相位,服儒衣冠,传先王语,其酝藉可也。”江淹《孙x墓铭》赞扬他“体兼迁、云,学备儒史”。苏轼有诗盛称儒将之兴:“联翩出儒将,岂惟十朱轮。”刘因《张燕公读书堂》也说:“济济唐开元,儒臣相伯促。”洪迈《夷坚甲志》也提到:“有祁人谢与权,世为儒医。”这期间,惟独儒商的概念出现最晚,不仅清康熙时所编纂的类书《佩文韵府》中未收此辞条,《辞源》《辞海》中也未曾收录。这原因,最主要的是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,长期以来坚持以“足食之本在农”、地方官“以劝农为职”,并不把商业看成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,商人的社会中的地位一直极为低下,儒人学士既不屑为之,也就难以载入正史,只是在稗官司野史或小说家言中偶有提及而已。

   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,由于生产的发展,城市人口剧增,经济者推行一条鞭法,把田赋、银差、力差及各种土贡、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,近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,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中化的发展,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,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。嘉靖、万历期间,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,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,他说:“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,则农病;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,则商病。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。”他旗帜鲜明地提出:“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,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”的主张,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。著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口号,他说:“世儒不察,以工商为末,妄议抑之。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,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,盖皆本也。”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,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。

   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。

    徽州自古以来,山多田少,土地瘠薄,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,只好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,以求自保。《徽州府志》载:“徽州保界山谷,山地依原麓,田瘠确,所产至薄,……大都一岁所入,不能支什一。小民多执技艺,或贩负就食他郡者,常十九。”《江南通志》亦称徽州”咸有溪山之胜,然岭谷险陋,壤地硗瘠,水湍悍,,少潴蓄。不雨易枯,骤雨则山涨暴至”。所以顾炎武说:徽州之民,“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。徽人多商贾,盖势其然也”。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,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。在徽州,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,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;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,也发现经商致富的迅捷,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。林西仲说:在徽州,“民有资产者,多商于外,其在籍之人,强半无立锥”。归有光也说:徽州地区“虽士大夫之家,皆以畜贾游于四方”。可见,徽人经商,又是千百年民情风俗、濡染积习所然。

   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,徽州人世世代代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,培养了勤劳俭朴的品格。长期的经商,使他们获得了丰富的经商经验。而朱文公阙里的文化熏陶,更为他们商业的成功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素养,使他们在选择经营地点,确立经营方向,尤其是权衡经营利弊,形成商业信誉等方面,表现出较高的智慧和成熟。徽州地处长江中下游,其东北达于金陵、扬州等商业、盐业极为发达的城市,其西与瓷都景德镇接壤,闽赣各地的茶叶、木材及瓷器,取给都很便利。其东连接苏、杭太湖流域,纺织、丝绸极为发达。江南一带的粮食、棉花、铁矿可通过长江水路,销往全国各地。徽州商从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优裕的地理位置,在江南各地的大小城市或商或贾,经营范围广及丝绸、棉花、染料、棉布、粮食、木材、食盐、铁器等多方面,而以“盐、茶、木、质铺四者为大宗”。其中又尢以当铺为活跃,《嘉兴县志》有载:“新安大贾与有力之家”,“每以质库自润”。明《神宗实录》亦载:“徽商开当铺遍于江北,资数千金,课无十两,见在河南者,计汪克等二百十三家。”不仅如比,徽商还投资于手工业生产,开铁矿、染坊,歙人汪道昆《太函集》多有所载。如徽商朱天泽“从兄贾闽,盖课铁冶山中,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,争力作以称,处士业大饶”。徽商阮弼,“自芜湖自立局,召染人曹治之,无庸灌输,费省而利兹倍,五方购者益集。其所转载,遍于吴、越、荆、梁、燕、鲁、齐、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”。这些徽商,尽管远离故土,易地经商,却极善于经营之道,颇能运发心计。许仲元《梦异笔谈》载新安汪氏经营布匹,“设益字号于吴闾,巧为居奇,密嘱衣工,有以本号机失缴者,给银二分,缝人贪得小利,遂群誉布美,用者竟市。……十年富甲诸商,而布更行天下”。他们还广泛搜集商业情报,利用各种关系,谋求财利。万历年间,朝迁修乾清宫与刊宁宫,置皇家采办于江南采购木材,徽商王天俊获如此事,乃“广挟金钱,依托势要,钻求*付,贾木十六万根,勿论夹带私木不知几千万根,即此十六万根木,税三万二千余银,亏国课五六万两”。因而在明中叶以后,徽商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,资本积累起来越多,在全国各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谢肇*说:“富室之称雄者,江南则推新安,江北则推山右”,新安之大贾,“藏镪至百万者,其它二三十万,则中贾也”。徽商与晋商,成为当时闻名中国的两大商帮。而相形之下,徽商因贾而好儒,具有比晋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流行声誉。

    2、盐商

    徽人常说:“吾乡贾者,首鱼盐,次布帛”。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。明初规定,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,由官府酬给盐引,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。这种制度谓之“开中法”。那时,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,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、陕西商人的竞争,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。明朝中叶,开中法逐渐废弛。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。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、内商之分。边商专门纳粮办引,内商专门买引销盐。

    弘治五年(1492),明政府实行了开中折色制度;商人向盐运司交纳现银即可办引销盐。这些变化使行盐的商人可免赴边纳粮之苦,给徽商经营盐业带来方便。所以从这以后,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。两淮盐场产盐最多,盐利最大,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。  嘉靖、万历时,徽州的黄、汪、吴诸族在扬州业盐致富的人很多。他们拥资多达数十万以至百万,且以“盐策祭酒甲天下”而名闻海内。这时山、陕商人虽也纷纷改边商为内商,奔赴扬州与徽人争利,但他们远离故土,力不从心,其地位也不得不屈居于徽商之下了。万历四十五年(1617)明政府为疏销积引,推行纲法,规定将盐场商人所持旧引分为十纲,编成纲册。每年以一纲行旧引,九纲行新引,听商人据纲册为窝本。每年派行新引时,都以纲册所载各商持引原数为依据,册上无名者不得参加。其他盐场的做法大体与此类似。当时徽商在纲册上已占优势,于是随着纲法的依靠,他们把持两淮盐利的特权便固定下来。所以从这时起,直到道光十年(1830)改行票法之前的200余年中,可以说是徽州盐商的极盛时代。这时在扬州的徽盐商中,继黄、汪、吴数姓而兴者又有江、程、徐、郑、曹、宋、鲍、叶诸族。他们或为场商,或为运商,各有其生财之道。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。他们利用贷本取利、压价收盐等手段盘肃灶户。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,自行生产,牟取厚利。运商则专事办引销盐。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,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,获利最大。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,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。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,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,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。当时支商这中又有总商与散商之别。总商是由官府指派的盐商首领,一般由资重引多,办事干练充任。每年征课办引时,都以散商分隶于各总商的名下,由总商督征盐课,查禁私盐。朝廷有关盐政大计也每与总商协商。总商的这种半官半商身分,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牟利机会。他们或夹带私盐,牟取暴利;或放贷资本,盘剥散商;或以聚资捐输为名,中饱私囊。所以充任总商的人,没有一个不大发横财的。清代扬州的八大总商,徽人就常占其四。乾隆时,徽人汪应庚、汪廷璋、江春、鲍志道等都是煊赫一时的两淮总商。江春为两淮总商前后达40余年。他多次率领众商捐资助赈、助饷。乾隆帝每次南巡,他都大肆铺张,徘徊接驾。清廷对他也屡赐宴赏,优礼有加并授以布政使之衔。有一次还特拨帑银30万两,以供他周转资金。江春“以布衣上交天子”的现象,充分反映了徽盐商的财雄势大。

    3、粮商

    徽州山多田少,粮食不足,不得不仰给于四方。自唐宋以来,徽人就重视经营粮食贸易。但那时徽州粮商的活动主要是将外地粮食贩入徽州,其规模还不算大。

  明中叶以后,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,由于人口的增加,城市的发展,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,粮食反而不能自给,必须依赖长江中上游的接济。于是惯为粮商的徽人便迅速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规模,一跃而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了。《古今小说》中曾描写万历时,徽陈商以二三千两银子作本,每年从襄阳贩过豆米至枫桥镇发卖的故事。这表明,当时在徽商中这种有固定贩运路线的专业粮商已经大有人在了。

    万历初,苏州发生灾荒,采购粮食的商船云集于江西,而其中“徽人尤众”。万历四十八年(1620)苏州粮价大涨,饥民强借徽商之米,遭到官府的弹压,激起了上万人的闹衙事件,差一点酿成大乱。这两件表明当时从上江贩粮东下者主要是徽商;在苏州囤积粮食待价而沽者也主要是徽商。入清以后,苏浙福建等处粮食的需求大增,而湖广地区的稻米生产也大有发展。雍正以后,四川又成了一个重要的商品粮供给地。在这种形势下,徽州粮商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了。乾隆时,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川米沿江东下,适逢汉阳发生灾荒,他就在该地一下子抛售川米数万石。

    许多徽盐商也兼营粮食贸易。他们的盐船在汉口卸货之后,往往把粮食作为回头货,满载而归。当时盐船贩粮的多寡,直接影响着湖广粮价的涨落。康熙四十七年(1708),盐商江楚吉等禀报官府,自愿从江西、湖广运米至江苏“平粜”。巡盐御史李煦为防止他们采购粮食引起江楚地方粮价上涨,只许他们以销盐所得银两的十分之一购米东运。雍正八年(1730),盐商黄德光曾奏请领运湖广常平仓积压的陈粮30万石,随时随地发卖。他们贩运规模之大可一斑。

    4、布商

    早在明朝成化年间就有人说:“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”。足见那时盛产棉布的松江,已经成了徽人竞趋逐利之场,棉布显然已成为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了。

    嘉靖、万历以后,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,徽州布商也进一步活跃起来。苏浙盛产棉布的城镇,几乎无一不是徽州布商辏集之处。他们或持有少量资本走街串巷,从农家织妇手中零星收购棉布;或开设牙行、布庄,把持市场压价收布。明末嘉定县钱门塘市居民丁娘子善于纺织,所织之布,细密柔软,质地精良。有一徽商在其里中赁屋居住,收购这种布,行销四方,深受用户欢迎。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仿效丁娘子的织法,所织之布都被称为“钱门塘布”。从此钱门塘布也就成为徽商手中的畅销货。

    清代在苏州开设色布字号的徽商都在附近市镇上开设布庄,自行收布。如嘉定县外冈镇所产冈尖最宜染色,“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”。南翔镇所产之布厚实耐用,“布商各字号俱在镇,鉴择尤精”。在松江的徽州布商往往既是色布字号老板,又是开设棉布牙行的经纪。他们的“字号在松,发卖在苏,且牙行亦多居松”。徽商吴舆藩在松江开设富有字号,同时又设立许多收布的门市部。他们在收布活动中,一般都利用封建牙行制度,操纵价格,把持市场为自己收购价廉物美的棉布。在那些地不产棉而棉织业又很发达的地方,徽商还设立棉花换取棉布的牙行,谓之“花布行”。如无锡就有许多徽商从事这种活动。他们以不等价的交换,贱价收布,运往北方发卖,获利甚厚。所以徽商把无锡视为利薮,称之为“布马头”。

    徽商还是江南棉布染色加工业的主要经营者。此外在常州、上海等地,也有许多徽商开设的字号。他们染色技术极精,又能选用上等的布料和颜料,所以染出的布鲜妍可爱,色泽宜人。他们为了提高信誉,扩大销路,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头上标明本字号的专用图记,以防假冒。康熙时,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,他暗中贿赂缝工为他的产品作宣传,益美的声誉大起,一年之内售布竟达百万匹。自此以后的200年间,滇南漠北无地不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货。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。他们通过运河把江南棉布运往北方销售。当时运河一线的棉布集散地如淮安、临清等处,都有许多徽州布商从事贩运活动。康熙时,徽商话定五等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场开设日成祥布店。该店从南方字号中提货运往北京发卖,然后把银子利用会票陆续况往南方偿付货价。其中有一次汇兑的银子就达三千两,足够偿付六七千匹色布的货价。还有许多“徽苏闽浙之人”搭乘沙船把江南棉布和其他货物海运至辽东、山东、淮扬等处销售。当时长江中上游也是江南棉布的重要市场,每年都有大批商船载米东下,贸布而归。安徽的芜湖,枞阳以及和县的运漕镇都是进行米布贸易的重要场所。这些地方的米布贸易都有徽商插手其间。明末清初,家产百万徽商吴逸公就曾“为米布于运漕”。

    5、茶商

   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,尤以休歙所产的松罗茶最受消费者的欢迎。宋元以来,徽就已开展以茶易米的活动,以补当地粮食的不足。明清时期,徽州茶叶的销售大增。于是茶叶贸易遂成徽商经营的“巨业”,徽人中也出现了不少“世守其业”的专业茶商。

    歙人许承尧的先世早在明朝正统年间,就已远赴居庸关从事贩茶活动了。此后徽州茶商在北方日趋活跃。清朝乾隆时,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7家,茶商字号166家,小茶店达数千家。在汉口、九江、苏州、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,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。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几乎全是徽商开设的。为了扩大货源,徽商底盘在外省他乡采购茶叶。清朝在江西发放茶引,征收茶课的事务大部分都交由徽商办理。

    明清时期继续推行“以茶治边”的政策。为了严格管制四川、陕西、甘肃等地茶叶的产、运、销,官府实行招商中茶之法:或令人向边塞交纳银米而酬给茶引,或令人运茶至茶马司,以一部分纳官,另一部分归商人自卖。徽商在这种中茶活动中也十分活跃。明末歙人汪伯龄就曾贷资入蜀“榷茶雅州(今四川雅安)”,不久成了大富商。他家“坐客日集百余曹,四座常满。推牛结客以为常”。清朝康熙时,歙人李遴入川贩茶,后来成茶商首领,众商纳课办引都由他统一办理。

    明清时期,茶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物。广州外商采购最多的就是福建武夷山茶和徽州松罗茶。相传徽州茶叶向为广州行商所轻视。清朝嘉道时,广州人张殿铨曾同徽浙茶商交往其密,建议他们改进制茶技术。后来殿铨在广州城西十三行街开设隆记茶行,专收皖南绿茶,果然受到外商欢迎。从此,皖南绿茶畅销海外,殿铨本人也成了百万富翁。随着徽州茶叶外销量的增加,徽人贩茶入粤者也越来越多。道光二年(1822),广州发生一场火灾,许多徽商的茶叶化为灰烬。婺源茶商詹世鸾为了资助受灾者还乡的路费,总计用银不下万两。长期以来,徽商都是经由江西内地投茶入粤的,由于茶叶外销量增加,这条运输路线既费时又费力,于是许多“闽、浙商人”乃改由海道贩运茶叶。清政府为防止商人“夹带货物私卖”,乃于嘉庆二十二年(1817)下令,禁止“出洋贩运”。这条法令表明,当时由海道运茶的徽商已经大有人在了。

    6、木商

    徽州山区盛产杉木,早在南宋时期徽人就已从事木材贸易了。他们每于冬季入山伐木,待至梅雨季节河水涨泛的时候,便利用水力运载出山,或由青弋江运至芜湖,或由新安江运至严州(今浙江建德县东北),然后转销各地。明清时期,这种经营方式虽然继续进行,但由于苏浙地区经济的发展,徽州所产的木材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了。于是习于经营木材贸易的徽人便远赴江西、湖广、四川开拓新的货源,扩大木材贩运活动。在这种活动中,以徽州婺源人最为活跃。他们以南京的上新河作为经营贸易的中心,利用长江水运之便,把上游的木材运集于此,然后分销苏浙或北方各地。

    湘西沅江上游所产的辰杉,材质优良,销路极广。在这里办货的商人中以徽商资本最为雄厚。为了搜求良木,有些徽商还溯沅江而上,深入到贵州的深山老林之中。在沅江流进洞庭湖的入口处,有个德山镇,是湘西木材外运的必经之地。镇上徽商往来不绝,长年聚集在这里的徽州运夫就不下数千人。

    四川建昌卫(治所在今西昌)所产抬山,剖成木板,花纹极为可爱,又有千年古木名曰“双连”,都是难得的畅销货。有许多商人雇募人夫入山采伐,将木材投入河中,沿金沙江漂流而下,进入长江之后,始扎成木,运往南京。在这里活动的商人中有不少就是徽人。明末歙人许朴“西涉夜郎、邛笋之境”,甚至在深山老林中迷失道路,“供销偻扳崖谷,行冰雪中”,为的就是寻求木材。他转运到芜湖的沙板,仅被人盗卖者已值银百两。歙人程之藩少时随其父入蜀经商,后来在建昌雅州宣慰司辖地伐木贩卖,役夫常达数百人。

    杭州也是一个重要的木材集散地。清朝乾隆时,徽州木商在候潮门外创立木业公所,藉以维护徽州同行人的利益。他们在钱塘江畔用于停靠木筏堆放木材的场地达3600余亩。杭州的木材除来自徽州者外,还有不少来自浙西山区。衢州府的开化等县,民多种植杉木,杉木成材后,卖给徽商,由徽商募人采伐,运销于苏杭。徽州木商在北方各地也很活跃。明朝万历时,徽人王天俊等乘北京修建乾清、坤宁二宫之机,贿赂权贵,营求采办“皇木”16万株的证件,企图藉此规避关税钱五六万两。这个图谋虽未实现,但他们经营规模之大已可窥一斑了。

     7、典当商

    “无徽不成镇”。徽商凭借着自己的精明和吃苦耐劳,从事典当行业,遍及大半个中国。典当业古来有之。到明朝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,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出现。以钱代粮的纳税制度,促使银作为货币使用更加普遍和频繁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,小城镇不断出现和兴起,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。当城市居民在遇到“意外”时,借贷也就不可避免。就典当业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,风险小,获利稳。再加上明清时期当铺的税额极低。正因如此,徽商大举进入典当业。明朝中期,在南京有500多家,大部分为徽商所有;他们不仅在大城市设典当行,而且把典当行设到了乡村小市;南北两京,随处可见徽商当铺的招幌,至此,社会上流传着“无典不徽”的谚语。就连徽州方言,也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。

    徽商之所以在典当业中有如此大的发展,究其原因有:一,运作资本雄厚,从业经验丰富。徽商从事典当业往往是世传,上代或几代传积累起了丰富的经验和资金;二,兼营的业务多。徽商往往是经营当铺的同时,也在经营着其他的行业;三,有商业道德,设身处地的为当户着想,不收取高利,得到用户的拥护,而保证了客户的回头率,获得好的名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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